水利史致力于研究历史时期水利运动和水利事业生长的历程及纪律。在此基础上，近年来，相关学者强调探讨人水互动的“水历史”。“水历史”的研究，除注重从自然和生态角度分析水问题以外，更为关注将水与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联合起来，举行综合分析，进而展现以水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区域性社会关系。河西走廊位于我国西北内陆，天然降水匮乏，高山积雪融水搜集而成的河流是其重要水源，如起源于祁连山的石羊河、黑河、疏勒河等。

在水源形成、管水制度、农业生长、社会治理和情况变迁等方面，河西走廊具有显著的地域特性。在人水互动的“水历史”视角下，明清以来河西走廊水利社会生长出现出鲜明的区域特点。　　其一，高山积雪融水是水利事业和社会生长的重要基础。

河西走廊因天然降水匮乏，农业仰赖水利浇灌，社会生长皆围绕水而展开，所谓“水利者，固民生相依为命者也”（《镇番遗事历鉴》卷12），从而形成“以水为中心”的社会。从水源角度看，河西走廊水资源短缺，天然降水及井泉之利不足，高山融雪及山区降水汇成之河流是该区水利事业和社会生长的主要水源。《甘肃通志稿·舆地》称：“祁连山，四时积雪，春夏消释，冰水入河以溉田亩，郡人赖之”，“以河西凉甘肃等处，夏常少雨，全仗积雪融流分渠导引溉田。

”因此，河西民众“恒以冬季降雪多寡卜明年丰歉”（《甘肃省志》第3章）。　　由于天然降水无法满足河西地域农业生长的需要，农业“非灌不殖”。故该区极其重视水利建设，水利成为区域社会生长的命脉。《镇番县志》载其“地介沙漠，全资水利，播种之多寡，恒视浇灌之广狭以为衡；而浇灌之广狭，必按粮数之轻重以分水。

此吾邑所以论水岂论地也”，水利的重要性可见一斑。民国《甘肃河西农村经济之研究》亦称“河渠为河西之命脉”，“昔人谓‘无黑河则无张掖’，扩而广之，亦可谓‘无河渠则无河西’”。高山积雪融水的水源特性，是河西走廊水利社会区别于学术界提出的“库域型”“围垸型”“泉域型”等水利社会的重要特点。

掩护高山积雪融水，成为该地域水利事业和社会生长的重要任务。　　其二，水资源使用和治理的季节性比力显着。河西走廊地表径流的重要补给源于高山融雪，其水源季节性显着，流量不稳定。

据民国《河西荒地域域观察陈诉》，该区“水量之巨细，皆视融雪之多寡及融雪之时期而定”。冬春天寒，积雪不融而无法下流，各河皆涓涓细流，不够浇灌。

至四五月间，初次发水，水量亦不大。到秋初，积雪完全消融，水量快速增大。

水源的季节性特点决议浇灌用水的季节漫衍不均，春季少而夏秋多。春季正值浇灌用水时节，因水少往往导致争水事件的发生。而夏秋水量猛涨，又易造成水患，所谓“水微则滞，水涨则溢”（《续修镇番县志》卷4）。

　　河西走廊用水与水资源治理同样呈季节性特点。例如，在该区分水规章中，春秋两季水利治理重点差别，春季偏重分水，秋季则偏重排水。民国《甘肃河西经济之研究》纪录，“三月初旬，河冰已消，清明开始播种，农民可任意浇水，谓之‘春水’，至立夏则正式‘分水’，由渠正、渠长请本县县长亲临现渠渠口，依照划定尺寸、数量分配各渠。

”“当盛夏水涨或闸坝坍塌，渠水泛滥需巡查修筑。”春季用水紧缺，官府接纳诸多措施保证合理分水。夏秋季节，洪流冲垮渠道、淹没乡村，则修渠清淤、预防水患的任务尤为繁重。显然，水源季节变化及水量不稳等，导致河西走廊用水制度等也出现出季节性特点。

故，遵循季节变化的特点，是河西走廊水资源使用和治理的关键。　　其三，水利治理体系关乎绿洲浇灌农业的兴衰。河西走廊有悠久的绿洲浇灌历史，形成了较为完备和细致的水利治理体系。

据《汉书·沟洫志》载，汉代就在河西走廊广开渠道，“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另据《敦煌悬泉汉简释粹》Ⅱ0213③：4简：“民自穿渠，第二左渠、第二右内渠水门广六尺，袤十二里，上广五。

”可见，早在汉代，水利浇灌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就已有效展开。　　时至明清，水利兴修和治理体系日益细化。河西各县形成了完善严格的均水法例，按粮均水、按夫分水、点香分水等水规水法普遍推行。各地之坝口宽窄、浇灌时刻、轮浇序次等，皆有严格划定，史载“渠口有丈尺，闸压有分寸，轮浇有次第，期限有时刻”（《五凉全志》卷1）。

又据《东乐县志·地理志》：“全县水利率皆按粮定时，惟海东水利虽按田亩远近、粮石多寡分配昼夜，而实则粮水不合，每昼夜分作十分，凡厘毫丝忽小数均按分数推算。”河西走廊分水时刻已细微至分毫，其分水制度的严格性可见一斑。维护和完善水利治理体系，成为绿洲浇灌农业恒久生长的关键因素。

　　其四，国家气力全面介入地方水利事务。在河西走廊水利社会中，国家气力全面介入水利建设与治理之中，各级地方政府在水利事务中饰演着重要角色。

从水利工程修治、水利纠纷调处、水规制定等，国家与政府的身影随处可见。　　据《甘肃新通志》等文献纪录，国家努力提倡河西走廊的水渠修建，河西走廊的大型水渠多在政府主导下修建完成，如高台县红沙河坝、临泽新工渠、肃州九家窑水渠、肃州西洞子渠、高台县丰稔渠等。除水利工程之外，政府还到场到河西走廊的分水与水规制定之中。

如每年立夏日父母官员会出头到场分水，“至立夏日禀请官长领导工书、渠正等至党河口”（《敦煌县志》卷2）分水。《甘肃通志稿》亦言：“应查明境内巨细水渠名目、里数造册通报，向后责成该州县农隙时督率。

”　　此外，由于水源匮乏，河西走廊水利纠纷多发，“年年均水起喧嚣”（《金塔县志》卷10），频发的水案靠一地之士绅无力解决，地方政府成为调处水事纠纷的焦点气力。明清河西水案的解决需各知县“亲诣勘讯”，配合商议裁断。同时，在惩治违犯水规者、处置水利强霸、惩戒缠讼民众等方面，皆需国家气力的介入。

从水渠名目里数确立，到水利修治与水案调处，河西走廊水利整治和社会治理中政府全面到场的意义尤为重要。　　其五，水资源使用与生态情况联动变迁。河西走廊地处西北干旱地域，水资源使用与情况变更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

水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往往造成较为严重的沙漠化问题。二者互为因果，配合影响区域水利社会的生长。据李并成先生研究，河西走廊沙漠化的加剧与水源的不妥使用直接相关，民勤县青土湖的变迁即是典型例证。

据《镇番县志》等载，青土湖在康熙年间水量丰沛，雍正年间垦田“以移坵拓荒者，沿河棋布，河水日细生齿日繁”，至民国时期则“海水尽涸”，演酿成为大型沙窝。同时，情况的恶化又加剧水利纠纷的发生，如《重修古浪县志》载，古浪县因林木破坏，致使水源减缩，造成“浇灌俱坚”，“争端因之愈甚”等。　　情况的变更及沙漠化，促使河西走廊水利社会在水规制定等方面融入更多的情况因素。如每渠的润河水即专为缓解渠道沙化渗水而设。

道光《镇番县志》载，若水渠风沙重，即可在分水中获得较多润河水，植被茂密、不致停沙处则润河水少，“于按粮均水之中量风沙轻重、水途远近通融调剂，以杜争端”。可见，风沙轻重等情况因素在水利治理中获得细致考量。水资源使用与生态情况的联动关系，是河西走廊水利社会生长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要之，在“水历史”的视角下，既要关注水利生长中的水源形成、生态情况等客观因素，更要重视与水有关的治理制度、纠纷调处、社会治理等。在明清以来河西走廊水利生长中，既有季节变化和生态变迁的自然因素，也有人为运动和政府到场，在这一以“水”为中心的区域性社会中，自然、生态与人类运动等诸种因素交织互动，配合推动着地方社会的生长，其对现今河西走廊社会生长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以来祁连山地域的用水机制与地方秩序研究”（19BZS095）阶段性结果）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泉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潘春辉接待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民众号 cssn_cn，获取更多学术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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